走近零碳｜闵行开发区调研：制造型企业如何平衡效益和环保

制造业碳排放量高，且影响上下游产业，是节能降碳的重要阵地。其中，装备制造业能源需求少、消耗强度低，可以为其他行业的绿色发展提供技术和装备支撑。那么，制造型企业如何走通绿色低碳与经济发展的协同之路？

澎湃新闻与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走近零碳”联合课题组，走进以先进装备制造等产业为主导的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闵行开发区”）展开调研。

闵行开发区集聚了21家世界500强，约90%为外商投资企业，是上海首批零碳创建园区中唯一的工业产业园。园区企业能源活动产生的碳排放，一是企业化石燃料（煤、天然气、汽油、柴油等）产生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二是企业外购电、热力等产生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2015年底，园区完成了清洁能源替代。目前，在园区用能结构中，电力约占80%，天然气约占10%，热力约占5%左右。

制造型企业节能降碳的关键在于，降低生产中的电能消耗。制造型企业在供应链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其对上下游企业协同降碳的重要性。 课题组实地走访了米其林、ABB、西门子、三菱电梯4家企业位于园区的零碳工厂或绿色工厂，深入了解制造型跨国企业节能降碳的实践与思考。

调研发现，企业一方面通过重点用能设备升级改造、工艺改进等，注重生产中的节能技术改造，从自身源头减少能源消耗；另一方面通过选择可持续供应商、考虑产品全生命周期，带动供应链上下游，共同降低碳排放。

不过，绿色低碳之路还面临市场与政策的障碍。比如，碳排放量核算有待改进，“碳中和”成本压力较大。 对此，除了完善政策法规和标准，还需要提升“人”的意识，需要让绿色低碳投资有所回报，以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唤起企业与员工的内生动力 。

生产中节能

制造型企业生产过程中如何最大程度减少碳排放？调研发现，企业主要采用节能技术改造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降本增效。

一是调整改造重点用能设备 。电能占上海三菱电梯工厂碳排放总量的96%，工厂一年用电量达4000余万度。2023年1月1日起，上海开始执行《关于进一步完善上海市分时电价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一般工商业用电进行调价，高峰涨价、低谷降价。三菱电梯做过测算，如果不做出改变，按照新的电价标准，企业2023年的用电成本会上涨400多万元。

为减轻用电的经济压力，三菱电梯从生产制造能耗管控方面降低用能成本 ，通过合理调度，挖掘耗电量大的生产设备的用能潜力，如空气压缩机、热处理加热炉等。根据最新测算，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单位产值能耗降低了6%。同时，为实现能效的优化调控，三菱电梯对重点用能设备实施信息化、数字化改造升级。 企业2022年对工厂进行了能源计量信息化改造，将所有电表数据上传云端，动态管理电能能耗。在此基础上，动态精准采集、监控、分析碳排放量。比如，较新的生产线往往用能情况较好、效率较高，车间管理员生产调度时可以优先选择。这一智能化做法不仅能辅助生产调度，还能便捷地将用能成本折算到各个车间分摊，让节能与降本增效直接挂钩。

空调也是工厂用能大头。ABB高压电机有限公司上海大电机工厂内，工人们忙着给裸铜线做绝缘云母带包扎，这一“线圈制造”环节是大电机生产中最核心的技术，直接关系着产品的最终质量和使用寿命。由于云母对环境比较敏感，工厂车间全年都要恒温恒湿。在这里，空调耗电量占整体生产能耗的70%以上。为减少耗能，除了线圈制造车间，ABB其他车间联合使用空调和工业风扇。在上海ABB电机有限公司小电机工厂，一扇供物流频繁进出的感应卷帘门，替代了过去全天打开的门，空调能耗大大降低。

ABB大电机嵌线工艺

2003年起在闵行开发区建厂的ABB，对20年的老厂房和设备设施进行了升级换代，进一步节能降耗。生产线改造方面，由于定制化电机的市场需求增多，生产这类产品的操作工人间距较近，过去满足大批量生产的冗长生产线和自动输送带已不再适用，需要被二次改造。改造后一条生产线一年能节省近20万元电费，今后这一模式有望复制到更多生产线。设备升级方面，企业逐步将空调空气压缩机改为变频式，将电机替换为ABB自产设备。

二是工艺改进 。“从产品工艺设计的源头推动节能降碳，也是最经济和有效果的。” 上海三菱电梯环境能源主管谢轶俍说。过去，为让电梯的不锈钢层门及轿壁达到抗冲击强度的国家标准，往往用胶水在板材背后粘接加强筋。但使用胶水不仅对环境造成影响，烘干胶水也会产生能源消耗。工艺改进后，使用激光焊接技术，不仅能解决以上问题，还节约人力成本。虽然投资一条生产线要500多万元，但2年内可通过其他收益覆盖投入成本。由此，从源头上对十几年的传统工艺做出创新性替代，可以解决生产制造中低碳环保、成本、质量之间的“不可能三角”。

三菱电梯自动激光焊接设备

供应链降碳

发展绿色低碳，以制造型企业在供应链所处位置看，还要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供应链上游供应商、制造商、物流服务商、下游零售商协同创新，最终降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

一是选择可持续供应商 。

ABB的电机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和新能源、化工、石油和天然气、矿山和水泥、金属、造纸、污水处理、船舶和港机等工业领域。这些绿色产品的生产也与供应链相关细分领域的降碳工作息息相关。

近年来，ABB已对20%-30%的供应商工厂进行更新迭代，淘汰了相对粗放的供应商。对原有供应商，ABB帮其想办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新引入的供应商，企业则将可持续发展因素作为审核要求之一。

“尽管成本有所上涨，但从规模化、质量把控、效率持续等方面看，是更好的选择。” ABB中国运动控制事业部上海基地负责人罗辉说，“本质上，这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品牌一定要有自己的竞争策略，绿色产品就是核心竞争力。”

二是考虑产品全生命周期 。

“我们不断通过技术升级，降低轮胎全生命周期对环境的影响，并倡导客户和消费者选择更环保的高性能轮胎。” 米其林上海工厂总经理朱海燕谈到。米其林更看重轮胎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包括研发、生产、运输、使用环节和废旧轮胎的循环利用。比如，通过原料替代，将从稻壳燃烧后的草木灰中提取的白炭黑用于轮胎生产。目前，米其林上海工厂生产的轮胎中，可持续材料的产品占比接近30%，企业目标是让该比例在2050年达到100%。

企业践行降碳动力来自哪

绿色低碳发展方向源于企业战略定位。而特别关注的问题是，企业把降碳行动落地的动力来自何处？降碳的成本投入是否会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

企业首推做法是提高人的内驱力。米其林通过公示数据，提升员工的绿色低碳意识。 在上海米其林轮胎工厂大门入口的数字大屏上，一棵棵“圣诞树”形状的标志，代表的是碳排放量、太阳能发电量等环保数据，每一天都在提醒和鼓励着路过的员工。“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人是一切的基础。”朱海燕说，要让人在意识上认同可持续发展理念。

米其林集团规划，在生产和能源领域，2030年的碳排放较2010年降低50%，在生产、能源及运输领域，2050年全面实现碳中和。如今米其林上海工厂整体碳排放比2010年已降低83%。

米其林上海工厂门口的展示屏

ABB将降碳与绩效奖金挂钩，让践行绿色低碳有直接动力。 ABB将绿色低碳发展直接与管理者的业绩挂钩，且在全球范围推行。以罗辉为例，2022年底开始，可持续发展改善推进目标占其绩效考核的权重为12.5%，而主要管理者可持续发展的改善目标占绩效考核权重的7%-10%，对于目标达成并超额完成的部分，可获得最高150%的绩效奖励，这进一步激发了员工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最大的动力是投资绿色低碳有所回报。 “在生产和低碳结合的过程中，增长和节能是相辅相成的。”上海西门子开关有限公司总经理戴立俊说。对企业来说，投资自动化、数字化设备动辄上百万元、上千万元，回报周期基本在3到5年。而该厂通过设备升级，使工厂人数减少了25%，产量翻了一倍，单位产值能耗降低。

西门子车间物料的智能化物流配送

总之，经济和社会效益等长期回报，是影响企业节能降碳动力的实际因素。长期评估，除了企业在经济上的降本增效之外，更“绿色”的产品，在国际市场更有竞争力和话语权，以及大众眼中负责任的企业形象等，都是企业践行节能降碳的内生动力。而将其落到实处的关键还是“人”，要让员工觉得，绿色低碳不是空谈，而是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 正如朱海燕所说，要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做到人、利润和环境三方面可持续发展，人是第一位的。

从绿色低碳到碳中和有多远

要实现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需要系统着力。

首先，企业投资绿色低碳的过程面临现实阻碍。 以ABB为例，一是每年设备更新换代，要考虑固定投资折旧率、开销率对利润的影响；二是老厂房的固有承重能力和建筑布局存在天然限制，一些更新方案不得不妥协；三是员工意识和技能要跟上智能化、自动化迭代的速度。

如何衡量投资回报？ABB的策略是，如果产品销量增长5%，通过能源降耗、产品降本能带来额外3%的成本降低，就可进一步迭代设备、优化设施。因此，不能只看短期投资数据，而要叠加未来竞争力，以3至5年为回报周期，看更先进的工艺能触发多少额外销量。

其次，可持续材料的使用面临着定价高、落地难的问题。 调研发现，市场上只有几家头部企业在使用、推广、回收利用可持续材料，没有产生规模效应，故而原材料厂商定价较高。如果政府能出台相关扶持或补贴政策，促进可持续材料推广，企业可从中享受环保红利。对政府而言，需进行评估环保投入用于前期减排干预，还是后期污染治理。另外，由于市场准入的政策限制，即使有新材料出现，其投入应用也很缓慢。国内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如果根据最新技术发展及时完善，就能帮助企业打开新材料市场应用的第一道门。

我们还发现，碳排放量这一最能衡量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指标，核算方法与标准方面有待改进。 首先，要算清楚碳排放量。由于一些企业运用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不足，难以追踪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情况，继而影响供应链上下游协同降碳。其次，对跨国企业来说，国内与国际碳排放核算标准需要更好接轨。进出口企业面临同样问题，由于碳排放核算、碳足迹等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未完全接轨，企业需开展多种核算，不仅增加了企业成本，也影响中国企业减排成效的国际认可。

从绿色低碳发展走向碳中和，有很长一段距离。 碳中和不意味着零排放，当一个组织或产品在一定时间或空间范围内产生的碳排放，与其通过外部减排技术产生的减排量对等时可称为“碳中和”。碳中和可以通过企业自身实施节能减排项目，或直接购买相应的环境权益实现，使用光伏发电或绿色电力交易是实现碳中和的主要路径。目前，闵行开发区内有18家企业建设了光伏项目，每年光伏发电量超过1300万千瓦，占园区整体用电量2%左右。企业也选择利用厂房、停车棚等屋顶资源建设光伏。

调研发现，企业实现碳中和的成本压力较大。以上海三菱电梯为例，即使把能利用的屋顶都铺设光伏，发电量只能满足工厂10%的用能需求，剩下的90%用能要通过其他方式实现碳中和。2021年，企业通过核算认定的碳排放量约2.2万吨。如果全部通过购买绿电、绿证等方式来抵消，则需要承担很高的成本。因此，首先考虑从生产端节能降碳。“我们先理顺内部的生产工艺，实现较高的能源利用，积极规划预先布局碳中和路径。”谢轶俍说。

节能降碳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想方设法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的平衡。闵行开发区跨国企业的降碳实践让我们看到，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尽管用地成本和人力成本较高，但制造业也能走通节能降碳与降本增效协调发展之路。而在绿色发展实践中，节能技术改进又推动整个产业的技术创新与技术跃迁。这说明，在“双碳”的路上，企业既可以维系长期经济利益，也可以提升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

[本文执笔：谷晓丹，课题负责人：张俊、李显波，课题统筹协调：田春玲，课题组成员：谷晓丹、戴跃华。感谢上海市经信委、上海节能环保服务业协会对本次调研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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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零碳｜秦勇：在闵行开发区，企业为何有动力节能减碳

【编者按】

要实现“双碳”目标，作为产业重要载体的园区和企业，需要探寻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2023年，澎湃新闻推出“走近零碳”项目，将探访园区与企业，深度调研产业绿色转型。期待产学研共济，探究零碳未来的务实方案。

海报设计 郁斐

“近40年的园区服务经验告诉我们，要尽可能多做激发企业动力、活力的事，少做让企业产生抗力的事。”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闵行开发区”）党委书记秦勇感慨道，园区管理还是要突出“服务”二字，绿色低碳工作也一样。

9月1日，“走近零碳”联合课题组走进闵行开发区，这也是上海首批零碳创建园区中唯一的一家产业园区，园区内的上海西门子开关有限公司、上海ABB电机有限公司、ABB高压电机有限公司则是上海市首批零碳创建标杆企业。此外，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等7家绿色制造示范企业也位于园区内。

闵行开发区是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首批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园区面积约3.5平方公里，目前已形成以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为主导，以医药医疗和新材料产业为支撑的三大主导产业。建园之初，闵行开发区就将土地集约利用和环境保护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2009年以来，闵行开发区实现工业产值持续上升的前提下，碳排放总量稳步下降，从2009年至2022年年底，园区规模以上企业工业产值增加了60%以上，碳排放总量下降超过40%，已基本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

2021年初，园区将“创建零碳示范园区”提上日程。

那么，闵行开发区如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相结合？园区在实现“双碳”目标中又遇到了怎样的挑战？在秦勇看来，闵行开发区作为第一代开发区，难免存在很多老园区会遇到的问题，但不同于其他园区管委会的管理方式，园区已经探索出一套企业化运作模式，以携手并进的方式与园区企业共创共建绿色低碳发展路径。

创建“零碳园区”的动力是什么？

澎湃新闻：闵行开发区创建绿色园区、“零碳园区”的主要动力来自哪？

秦勇： 首先，作为首批国家级经开区，我们的动力之一就是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如果我们立足制造业，推进产业能级不断提升，而且通过努力能够实现园区“碳中和”，这意味着我们也走通了一条园区高质量发展之路。对于其他各类兄弟开发区来说，就有更大的空间、更大的可行性来贯彻落实绿色低碳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

其次，这也是园区和企业基业长青的必然选择。闵行开发区成立近40年了，作为一名开发区人，我们感到园区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成长空间，我们希望做成“百年老店”，做成精品园区、标杆园区。闵行开发区已经在高端智能制造、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方面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和底蕴，通过“零碳园区”建设，对我们各个领域的工作都会有促进和提高，能够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最后，在创建“零碳园区”过程中，我们整个团队和业务能力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进一步学习了解了绿色低碳领域很多新理念、新知识和新技术，有助于我们开拓发展的新赛道。

澎湃新闻：闵行开发区如何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中与绿色发展相结合？

秦勇： 首先，今年公布的《上海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提出，到2025年“2+（3+6）+（4+5）”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不断夯实。因此，今后能留在上海的制造业应该都是低能耗、高产出、高成长性的。其次，由于我们园区本身土地空间资源有限，因此注重将环境准入作为项目质量和把控方面的主要要求。比如，我们在具体招商时对项目有预评估，也明确将万元产值的碳排放作为项目准入标准之一。

闵行开发区是上海首批特色产业园区，定位就是智能制造。创新、高端、智能、绿色、低碳是园区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企业调整、产业升级的方向。同时，基于新技术发展，我们通过屋顶光伏、能源合同管理、智慧能源管理、碳交易、碳普惠等途径，可以在能耗、碳排放等方面尽可能实现集约化、节约化的利用，这条路我们已经在走，相信未来能走得更好。

园区用能结构与减碳规划

澎湃新闻：闵行开发区目前的产业架构和用能结构如何？

秦勇： 据2021年数据，闵行开发区先进装备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占比约57%，医药医疗产业约15%，新材料产业约23%，2022年数据略有波动。通过近年来的转型升级，园区基本实现了清洁能源的替代，目前用能结构为电力约占80%，天然气约占10%，热力占5%左右，基本告别了煤炭等化石燃料这类高排放、高污染的能源消耗。

其实，引入热力并不容易，我们积极与上海华电闵行能源有限公司合作，将集中蒸汽供热项目引入闵行开发区，但由于他们的管道口径大、很多又都是深埋地下的，这对我们铺设已有近40年的老管网带来了挑战，我们与建设方多次研究论证，协调解决了不少推进中遇到的各类困难、问题，前后用了两年时间，在2022年10月实现了通汽。

与此同时，我们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也在不断提高，带动整个能源结构的优化。目前园区内已有16家企业建设了光伏项目，每年光伏发电量已超过1000万度，占园区整体用电量的2%左右，未来，这一比例还会继续提高。之所以选择光伏，是因为光伏技术经过多年发展已比较稳定，上海的地理环境也适合光伏项目，再加上闵行开发区作为工业园区具备较好的厂房屋顶资源，因此，我们接下来也会不断推进工业厂房的光伏项目建设，希望摸索出较为成熟、高效的建设、运维模式后大面积推广。

澎湃新闻：闵行开发区对园区内整体碳排放量的核算工作进展如何？在节能减碳方面，园区未来还有哪些具体措施和规划？

秦勇： 我们深耕园区多年，对企业的情况比较了解，在推进“零碳园区”建设中，我们与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专家团队深度合作，基本摸清了园区碳排放具体情况。通过我们自己园区的统计中心，可以获取企业每个月的经济产出、耗能情况等，有的重点用能企业还可以做到24小时监测，方便我们及时掌握情况。

下一阶段，园区考虑建立大数据管理平台，将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等数据动态化、可视化，并希望在未来将这一工作作为数字化转型和智慧园区建设方面的重点来推进，将能源和碳排放管理作为数字园区建设的一大重要方向。

我们出台了《闵行开发区零碳示范园区创建行动方案》，做出了节能减碳的未来规划。主要是，第一，鼓励企业不断通过技改实现节能降耗，做到能源高效利用。第二，支持企业深入开展绿色设计、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建设等活动，不断拓宽节能降碳领域。第三，加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力度，除了光伏，我们还通过升级改造西洋园、水生园等园区大型绿地增加固碳能力。第四，通过与华电合作集中供热这类能源项目实现能源的集约利用。

最后，园区内还有一些高耗能、低产出企业，也是我们下一阶段的调整对象，这一点难度较大。我们希望以时间换空间，积极创造条件，通过市场化手段和多种方式，逐步调整园区的“两高一低”（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企业，其中还存在很多的节能空间。同时，从整个上海未来产业导向上讲，我们也要引入更符合都市产业新要求的企业入驻，实现“腾笼换鸟”、能级提升。

园区绿色低碳发展的挑战与经验

澎湃新闻：闵行开发区在绿色发展中，目前在基础设施、产业、管理方面遇到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有哪些可能的解决思路和方式？

秦勇： 首先，闵行开发区作为第一代开发区，在一些规划和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上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园区建成时间较早，改革开放初期还没有集中供能、集约利用、上下游产业链联动等经验、理念，这也决定了我们在创建零碳园区方面要进一步加大投入、补短板。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华电蒸汽项目，对老园区来说，如何在这类集约利用能源的项目上做好确实存在较大的挑战。

其次，从客观上看，我们作为企业化运作的开发区，如何管理和服务企业，让企业更好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也值得研究。由于我们没有相关的监管执法权，因此，需要采用一些新的手段来加强日常监管和精准服务，比如通过数字化手段、智慧园区管理等方式来落实，这方面还有很多提升优化空间。

最后，为了持续推进创建“零碳园区”，我们计划在数字园区、智慧园区方面加大力度，及时、动态掌握能源消耗情况对于节能减碳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更为精准地推动园区管理平台建设。

目前园区内企业反映比较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在当前的经济大环境下，企业面临不小的市场压力、成本压力，对于节能降碳方面的投入，企业希望得到更多的政策、资金等支持；二是亟需一些可以真正落地应用的新技术、新政策、新应用场景，比如碳捕捉、储能、碳交易、碳普惠、绿色金融、绿色建筑等方面的技术和政策，企业都比较感兴趣。建议相关政策针对性、操作性要更强一些，比如在鼓励园区生态方面技术和项目的应用方面，希望有更好的激励手段，对于绿色工厂、零碳工厂可以给予更好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澎湃新闻：闵行开发区在绿色低碳发展中，有何值得借鉴的经验总结？

秦勇： 一直以来，闵行开发区以制造业为立园之本，不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建设初期就将绿色可持续发展作为我们项目选择、企业结构调整、园区建设等方面的目标。比如在项目选择方面，企业不仅要符合政府对投资强度、产出强度等要求，也要满足园区对项目能耗、污染物排放方面所设置的相应条件。

从历史发展看，在园区开发建设中，我们一方面以土地集约利用为要求，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在环保方面的先进理念和做法也为我们带来了很多启发和借鉴。比如，早在1980年代末，一些外资企业就比较重视工业用地的土壤、地下水监测，有的企业在迁出园区时还主动提出，要做好检测交底后再走，这种理念为我们后续的土地转型调整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从园区管理看，闵行开发区和其他园区管委会的运作模式不同，采用的是企业化管理。这意味着，我们没有政府监管执法的行政手段来管理园区企业，而更多地是要通过引导、倡导的方式和强化服务获得企业的认同和支持。具体到绿色低碳工作，我们目前已经逐步摸索出了调动企业积极性、共创共建的发展路径。

比如20年前，我们就成立了“共同环境行动宣言”平台，2018年又在此基础上牵头闵行区生态环境局、属地政府部门、园区企业等成立了“1+2+X绿色共建联盟”，覆盖了园区所有的企业，上下合力共同推进园区的节能降耗和环保工作。其实，很多外资企业本身就比较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环境保护，这与我们实现“双碳”、开展“零碳园区”创建等工作的目标不谋而合。

从未来方向看，开展绿色低碳工作需要更为清晰的目标和方案。如何在制造业发展中，同时兼顾产业能级提高、经济产出和绿色低碳方面的要求，关系着园区未来。

统计数据表明，从2009年至2022年年底，我们的产值增加了60%以上，碳排放总量下降超过40%，在确保产值、税收、利润平稳增长的同时，万元能耗、水耗也在不断下降，目前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能耗约为上海平均水平的1/4，基本走出了一条兼顾经济增长与能耗、碳排放下降的发展路径。

澎湃新闻：闵行开发区“绿色共建联盟”这一环保共治新模式，是否可供其他产业园区借鉴？

秦勇： 闵行开发区运营近40年，我们始终深耕园区，了解和贴近企业的需求，用适合他们的模式和方法推进相关工作、做好服务。比如，通过绿色共建联盟推动绿色低碳工作，获得了绝大多数企业的积极支持，以“自下而上”的企业自主环境责任和“先进带后进”推动整体发展。今年，我们还探索建立了绿色低碳“领跑者”、“践行者”制度，引导更多企业加入到绿色低碳实践中来，得到了企业普遍支持。

在具体做法上，我们不仅与环保等相关政府部门合作，定期为企业解读绿色低碳政策，也针对企业的不同情况，与第三方专业机构合作，为企业提供更好的节能技改、新技术方案。我们引入的第三方主要有政策咨询类、绿色低碳技术类、实践案例类，合作时主要追求一个“实”字，我们更需要能真正落地应用的方案。

绿色共建联盟是一个共享平台，园区与企业的沟通是平等的，可以共同制定全年的工作计划来推广，每家企业都有目标和具体举措，这就形成了工作联动，体现了群策群力。此前，我们已经举办了绿色金融、绿色电力、绿色建筑、循环利用等主题活动。我们能感受到，企业在这方面与园区的理念很契合，参与度和响应度也很高，形成了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合作关系。

除了园区内部企业的交流，我们也组织企业走出去参观学习，如去上海环交所学习碳交易，去市北高新园区学习智慧平台。我深感绿色低碳发展有很大的想象空间、成长空间。通过绿色共建联盟这一平台，我们以市场化的手段引导并服务企业，借助企业间的经验分享，以及“请进来、走出去”的参观考察，让更多类型的企业共同参与绿色低碳工作，我认为这一模式是可以借鉴推广的，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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